2022年,对手机行业从业者而言,是个不怎么友好的年份。

今年以来,国内手机市场连续四个月出货量同比下降,数据一个月比一个月惨淡,#年轻人为什么不愿换手机#的话题一度冲上热搜。

尽管在刚过去的618促销里,各平台都给出了手机销售量同比增长的消息,但这种增长是否可以持续、线下实体店会否因此提振消费、未来如何,仍像迷雾中探路,具有极大的不确定性。

在这种情况下,整体手机销量增长放缓的影响从手机厂商的出货量,传导到渠道商、代理,又传导到最下游的手机零售商身上。

曾经手机市场的一片繁荣,支持起了中国各大城市的数码市场里的千万个体手机摊位。

那里喧嚣吵闹,挂着“高价回收”的红色纸牌子,不管多热门的机型,这里总是能和上海北京和香港同步上市。老板精明而热情,扫一眼就知道客人手里的手机在市场上值多少。

贺简正是其中一员,他在厦门拥有一家开了9年的夫妻店,今年5月,因手机销量大幅降低,他决定关店。

多年的经营,让他见证了中国手机行业由盛转衰的过程:iPhone和国产品牌流行的轮番上场、互联网对线下实体店在手机售卖、维修方面的多维冲击,以及疫情这根压倒销量的最后一颗稻草。

而未来,谁也不知道会怎样。

一家开了九年的手机店,“看不到曙光”

2013年,贺简在厦门的手机市场里开了一个小夫妻店。

说是店,其实只有一个一米见长的柜台,柜面里放上几部手机,柜子下面是一些维修手机的工具和配件,除此之外再无其它。这也是厦门手机市场的常态——小本经营,就近从香港、深圳拿货(当日/次日可到),从来不用压货。

桌上是新到货的手机配件,桌下是一排排的手机,一个放满的柜台,价值能到千万

在今年,贺简的手机月销售呈现出鲜明的曲线变化:

刚过完年的3、4月份,和整体手机销量滑坡不同的是,贺简店里的销量反而迎来一波小高潮。

这时厦门很多新公司开业,会为员工配备工作机。通常情况下,他们会选择iPhone 6s、iPhone 7作为主要的工作机型,这些机型上市时间早、流通多为二手,且公司不纠结品质(能打电话、发消息即可),使得整体购入价便宜。但因为采购量大,市面上较缺货,所以单机基本能涨70~80块。

要知道,在手机市场卖手机,天然会比商场中便宜,卖给熟人通常一台新机也就赚100多块。老机型单台涨价70、80,对贺简而言,已然算得上利润尚可。更不要说公司通常采购数量大,这两个月,他每月的工作机出货量能达到150~200台。同时,手机配件的价格水涨船高,维修的收入也有所提升。

贺简小赚了一笔。

贺简收来的二手手机

但过了4月,情况便急转直下。工作机的小高峰一过去,销量马上跌回20~30台(新机+旧机)。

疫情带来的影响在持续的时间里变得越来越明显,这三年里,因为疫情带来的工作、收入的不稳定,股市的不利等因素,贺简感到年轻人对手机的消费热情变得低迷。销量只有从前的不到三成。

同时,受手机连锁维修品牌的影响,贺简店里的手机维修单量也在明显减少,通常一个月只有零星几人来维修,而如今每次维修,他只能挣30~50块。

新机、二手机的售卖,以及维修的收入,是支撑起他这家小小夫妻店的三根“支柱”,而现在,当这些都不挣钱之后,他的店便再也开不下去。

贺简算了一笔账:

“你看,我们每个月的成本是一万多一点,卖新机利润是150~300元之间,卖二手机是100多一点,维修只有几十块,现在每个月只能卖20~30台机子,维修一个月就几次,收入只有6000~7000元左右,打不平的。”

贺简目前小店单店收入成本模型,成本远超收入

他无比怀念那个才入行的年代,维修一次的纯利可达到300元,来店里维修、买手机的人络绎不绝,他每天忙得连吃饭的时间都没有,却有一种生活的充实感。

而现在,大家换手机的频次从通常一年就换,变成坏了才换;因为居家的原因,手机摔打少,且多会找连锁品牌上门维修。厦门的手机市场萧条了,他店里的人也越来越少。

5月,贺简关掉了这家经营9年的夫妻小店,在朋友的帮助下前往商场店铺里工作。商场的人流更大、店面装修更好,也让手机销售具备了提升利润的可能性。在手机市场时,他的利润通常是100多元,但在商场,单机利润可以达到300左右。

他希望再撑一下,想撑到市场重新回暖。但整体而言,他对未来依然感到不乐观,“看不到曙光”。

从月盈利20万到月入6000元

贺简是80年代末生人,初中辍学后,和漳州的同乡一起到厦门打工。那时正值厦门发展的黄金年代,贺简什么都做,在2013年时拿着第一笔攒下的钱,包了一个手机柜台。

那时厦门的手机市场异常繁荣。

2010年,iPhone 4 横空出世,带来了整个智能手机产业的革新,此后,购买智能手机、维修智能手机,成为一门火热的生意。

厦门有其地利:毗邻香港、深圳这些大渠道商的位置,拿货、拿配件非常方便。这带来好几个好处:

在快递业务尚不发达的年代,只有厦门这种就近香港、深圳的城市购机能当日或次日达;货品充足、周转快,从业者没有仓储压力,包一个柜台就能进入;同时,因为本地市场手机和配件的繁荣,延伸出在那时颇有竞争门槛的维修行业,利润极高。

“那真是一个黄金年代。”贺简这样说。

那时互联网不发达,智能手机又是个新鲜玩意儿,稍有磕碰、关机,或出现不明问题,大家都会来店里维修。

那时贺简店里每天光来维修手机的,就有十几个人,再加看机、订货的人,贺简忙得连轴转。更不要说那时苹果手机是个紧俏货,很多人加价购买,那是个有新闻报道有个别年轻人为了一部苹果手机去卖肾的年代。

在当时,贺简这样一个小柜台,月盈利都在15~20万之间。

四处摆放的手机

手机柜台也因此水涨船高,尽管月租金只在2000~10000之间,但转租费却普遍在10万左右,且要跑一定的关系,才能租得到。

整个2013~2016年,贺简都处于一种忙碌、兴奋、看着钱生钱的氛围里,他给老家的父母修了房,从位置较偏的柜台搬去了位置更好的柜台,甚至还盘算着,要不要多包几个柜台,请人来做,把盘子铺大。

但最终,这个做大蛋糕的想法未能成功。

2017年是一个明显的分水岭。这一年,中国智能手机的出货量开始走下坡路,同年,受厦门举办的金砖会议的影响,大量工厂、人员迁到厦门岛外。岛内人员减少,消费自然也少,贺简当年年末一算钱,整个收益锐减30%。

但此前的繁荣给了贺简一种错觉,他总觉得手机市场以后可以变得更好。

也是在这一年,国产品牌开始进军高端市场,小米、OPPO、vivo打出高品质兼具性价比的牌,它们的价格低于苹果,又逢国货复兴潮流,琳琅满目的机型挤入消费者的眼帘里,各式各样的机型都有人前来咨询和问单,整个市场看上去依旧繁荣不减。

到了次年,因为美国制裁华为的举动,爱国热情加上各方面表现都较好的华为,一跃成为贺简店里销量堪与苹果比肩的品牌,并在此后数年一直形成销量两极之势。

市场的繁荣景象给了贺简希望,更重要的是,贺简有之前的老客积累,不愁客源;那时大家对手机消费的理念也尚未大变,虽然频次略有下降,但也不过是从一年一换,变成两年一换,他觉得自己可以撑下去,等待一个手机爆品带来的市场繁荣。

毕竟,层出不穷的品牌与机型,总能有一个爆品,是吧?

谁能想到,直到现在,苹果6s也不愁卖-受访人供图

但所有的构想,都在疫情后发生了改变。

“疫情这三年带来的改变太多了。”贺简这样总结,这些改变主要集中在几个方面:

首先,购买频次变低。疫情后随着人们工作、收入水平的不确定性增加,人们换手机的频次进一步下降,从2年一换变成了「不用到坏不肯换」;

其次,网购挤占线下。网购平台的补贴吸引了大量消费者网上购物,并在这个过程中积累对网购平台的信任,快递的快速发展让当日达/次日达成为寻常;

最后,连锁化维修品牌出现。随着大的维修品牌在各个城市的遍地开花,挤占了他们维修的份额。

这些所有的变化,都让贺简的生意变得再难支撑。

“疫情之后,整个世界都像按下了加速键。而我们这些小零售商,根本不知道该怎么办。”

逼近天花板的手机行业

贺简的故事,其实是整个手机行业在过去十几年间发展的一个缩影。

2010年iPhone 4横空出世后,在年轻群体中掀起了智能手机的风潮。而后国内厂商纷纷追赶,涌现出魅族、小米、OV、华为、中兴、酷派、联想等多个国产手机品牌,它们彼此从价格战打到配置战,从传播打到用户经营,策略层出,打得不亦乐乎。而后玩家过滤,逐渐形成了苹果、华为、小米、OV的整体格局。

在这个过程中,整个智能手机市场欣欣向荣,全球智能手机出货量也一路走高,常年维持在10亿台以上。同时,基于社交、拍照、存储等需求,当时年轻人换机频次也很快,根据德勤的调查报告,2015年,在14个发达国家中,大约70%的智能手机用户一年半就换一次手机。

2016年智能手机出货量达到顶峰后,2020年开始逐步下跌(图源IDC前瞻产业研究院)

但到了2017年,随着大众智能手机拥有数量逐渐饱和,消费者换机的频次逐渐降了下来。

一方面,是智能手机的性能冗余,一部手机通常能用到2~3年或更长的时间,消费者需求没有变化,旧机性能够用,消费者缺乏换机的动力。

另一方面,近几年手机厂商也并未实现手机的革命性改进,自从iPhone X之后,主流智能手机的外观变化不大,后来各厂商在颜色、快充、像素等方面发力,但大部分消费者对此的感知不明显,也很难刺激换新。

而持续反复的疫情,也让工作和收入充满不确定,面对持续走高的手机价格,很多年轻人选择不买,或选择更便宜的品牌或型号。

这些多重因素的叠加,使得今年手机行业从业者面临比以前更艰难的现状。

但市场存在起伏也很正常,抛开目前的低谷,我们要问的是:未来手机行业会变好吗?

贺简感到并不乐观。

尽管很多人期待折叠屏手机,认为这将是刺激整个行业的鲶鱼,但就贺简接触到的消费者而言,大部分人手机消费的心理价位在5000元左右。折叠屏手机动辄上万,他认为走货量不大。

另一方面,单机利润较高的华为,因为美国芯片管制的原因,制造成本被整体抬高,这使得售价也进一步水涨船高。尽管贺简本人对华为充满期待,但较高的价格,也使得他怀疑华为的出货量能否上去。

更重要的是,他认为消费者的需求在「消失」,手机从高峰时期的一个快消品,变成了当下的耐用品。加上互联网的冲击,新机、二手机、维修的收益都越来越低,零售的利润少得可怜,且以后恐怕也很难有利润高幅回暖的时候了。

同样的,手机卖不出去,代理商、经销商的日子也不好过,他所知道的唯一过得稍微舒坦一点的,是一些渠道商——他们早早开辟了海外业务,利用价格差走海外市场,反倒有一线生机。

做电商也是一条路子,因为面向全国消费者,虽然单机利润薄,但走量更多,整体利润也比线下零售店丰厚。但贺简没赶上好时候。2016年,朋友曾劝贺简做电商,但那时贺简认为线上的电商挤压了他们线下小店的销售空间,对电商心有排斥。如今想做,入局却难了。

“走一步看一步吧,我也没有别的技能,只能走一步看一步了。”

贺简在期待苹果今年的新机发布。通常来说,苹果的新机发布时会迎来一波消费高峰,而目前销量最好的6s、X都到了可以更新的时间段。这个秋天对他来说,代表着收入可以重振的希望。

和一个时代说再见

离开厦门手机市场时,贺简看到市场里有1/3的店都处于关门状态,人员稀少,到处都显得空荡荡的。这和曾经手机市场人流摩肩擦踵、匆忙繁华的景象,形成了鲜明的对比。

在那一刻,过去和现在,好像变成了一组电影镜头:人潮逐渐散去,繁华终究落幕,像极了手机行业从繁荣走到现在的一个注脚。

这是一个严重依赖科技、创意、创新的行业,当年iPhone 4石破天惊的创新带来一整个时代的繁荣,但科技的流动、行业整体的进步,又注定前一代的创新必然会有失落的那一日。

未来会如何?

这些位于中下游的零售商、经销商、渠道商,改变不了手机创新的进度,只能基于他们自己的能力与资源尝试更好地走下去,如贺简关掉市场内的小店走向商场、如有些代理商走向电商,也如一些渠道商选择海外市场。

当某个时代繁华的浪潮逐渐退去,他们能做的或许只有沉潜在水流里,等待下一波浪潮与机会的来临。